90年前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东北军在“不抵抗”的命令下，仓惶撤退，唯有620团团长王铁汉拒不执行命令，奋起抵抗，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屈的精神。

　　东方战场的序幕

　　东北军的大量武器尚被锁在仓库里无法取出，只好赤手空拳突围。

　　1931年9月18日22时许，皎洁的月光洒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显得异常静谧，秋风萧瑟。沈阳城北4公里处的北大营，东北边防军的精锐第7旅6000多名官兵在热炕上进入了梦想。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队副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六名士兵悄悄来到沈阳北大营西南约800米处一片茂密高粱丛中的柳条湖，将42包黄色炸药放在南满铁路的铁轨上，22时20分左右，爆炸声骤然响起，铁轨被炸开了2米。几分钟后，曾担任张学良顾问的柴山兼四郎的副官今田新太郎大尉，以爆炸声为信号，指挥埋伏在四公里外的独立守备队一部在夜色中猛扑向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是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自炸路轨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侵华战争的巨大阴谋。

　　驻守在北大营的是东北边防军独立第7旅，旅长是王以哲，下辖619（团长张士贤）、620（团长王铁汉）、621（团长何立中）三个团。北大营营房是坐北向南并列，第619团在东，第621团在西，620团及旅部在中间。张学良的爱将、旅长王以哲此时不在北大营；沈阳城里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忙着给他的父亲做寿；东北军副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正在锦州为父守丧；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正携着赵四小姐陪英国公使，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东北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此时也在北平。东北军自张学良以下各级头领没想到日军会发动进攻，所以都歌舞升平，马放南山。

　　日军在柳条湖的爆炸声和进攻北大营的枪炮声，将东北军的将士们从睡梦中惊醒，他们一时手足无措，营房一片混乱。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用电话向王旅长和荣参谋长汇报。荣臻联系张学良可又一时联系不上，这时，他想起了张学良曾经说过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的命令，于是，正在等待命令的第7旅接到了指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亘古未闻过的命令，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疯狂进攻，竟命令将士们放下武器等着死。然而，禽兽般的日军是不怜悯你的，日本关东军仍然气势汹汹地猛冲过来。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东北军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机关枪扫射而死。东北军的大量武器尚被锁在仓库里无法取出，只好赤手空拳突围，本应保家卫国的国家军队在敌人的进攻面前竟然落荒而逃。而进攻北大营的日军数量还不及第7旅的十分之一。荣臻在《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情形》中说：“士兵个个持枪实弹，怒呲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甚有抱枪痛苦者，挥拳击壁者。”

　　18日23时18分，日本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即以土肥原贤二（时在东京）的名义向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相南次郎拍发急电，称“18日夜10时半左右，在奉天北大营西侧，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与赶赴现场的我守备队一部发生冲突。”在沈阳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独立守备队第2、第5大队和第2师团及第29联队分别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19日零时28分，花正谷又发出第二份电报，仍报北大营中国军队同日军守备队正在激战，日军陷于苦战中。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批准板垣征四郎代发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结到沈阳，先发制人，实施中心突破，占领东北三省。本庄繁率领司令部人员连夜乘火车赶赴沈阳坐镇指挥。19日凌晨，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日军兵分三路向沈阳市区进攻。东北军奉行不抵抗的命令，未作有效的抵抗。6时30分，日军仅用5个多小时，便占领了沈阳城。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军队在“不许抵抗”的命令下节节撤退。张学良后来因为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抗战而被称为爱国将军留名青史，而“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命令的确是张学良下达的。军旅作家王树增在《抗日战争》中写道：“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拒不执行命令

　　王铁汉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

　　就在日军疯狂进攻北大营，第7旅官兵奉令撤退时，一位将领毅然违抗“不抵抗”的命令，带领全团官兵奋起抵抗，他就是第620团团长王铁汉。

　　王铁汉，又名王朝治，于1905年2月24日出生于辽宁省盘山，自幼好读书，记忆力较强，九岁时已读完“四书”。初小毕业后，先后考入锦县县立第二高小和辽宁省立第二中学，每试都名列前茅。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日寇在关外横行，王铁汉耳闻目染，异常气愤，决定以身报国，遂辍学参军，投笔从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习步科。加入部队后历任排、连、营长，九一八事变前任620团团长，驻守沈阳北大营。

　　9月18日晚上，王铁汉正在团部，柳条湖爆炸后，他判断又系地雷爆炸，因为多天以来地雷爆炸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已不再惹人注意。但是五分钟后，北大营西墙外有手榴弹及断续的步枪声，接着就是炮响。这个时候，王铁汉感觉事态并不寻常，当即给旅部打电话，方知王以哲旅长因参加水灾赈济，不住在营房而在沈阳城内，又给621团打电话，已无人接听，复问第619团，张团长也不在营。23时将过，才得知第619、621两团已分别向东山嘴子撤退。王铁汉在未接到命令之前，不能擅自行动，只有就营房及已有的简单工事，作战斗准备。到24时，接到王以哲旅长由沈阳城内打来的电话：“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失去联络。“等候”不等于“挨打”，敌人向营房进攻时，王铁汉决心还击，这是自卫必要的手段，虽和“不抵抗”冲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

　　19日凌晨1时40分，日军步兵二百余人，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620团营房接近，炮兵也开始轰击营房。此时荣臻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王铁汉当即回答：“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当即指示：“将枪弹缴库。”王铁汉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臻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王铁汉回答：“只接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臻又指示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随即中断。王铁汉正在组织全团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已向620团第2营开始攻击，王铁汉当即下令还击，大声说道：“我们面前就是凶恶的敌人，各部集中火力射击，用火力压住敌人的进攻，开火！”随着王铁汉一声令下，迫击炮、平射炮、机关枪同时开火，日军的火力渐弱下来。王铁汉指挥620团与日军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多钟。此战共毙伤敌人40余名。620团第5连连长陈显瑞负伤，士兵伤亡19人。王铁汉见第7旅的官兵们已大部分撤出北大营，便率领620团北路编队的3营10连、11连、12连、迫击炮连、平射炮连等突出营区，越壕北走，留下姜明文带领的9连担任掩护任务。

　　王铁汉撤出北大营后，即沿沈海铁路向山城镇（柳河县属）前进，行至铁岭县大甸子镇，和由沈阳脱险的王以哲旅长相遇，在山城镇及东丰县附近，对部队收容整顿，王以哲决定自己先行前往锦州，命令王铁汉代理旅长职务。王铁汉指挥第7旅经铁岭越过南满铁路，于9月29日分别从彰武县、新立屯两地乘火车前往锦州。

　　到达锦州后，王铁汉与王以哲一起晋见已由沈阳化装来锦州的荣臻，汇报撤出北大营的情况。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已将这次事变经过情形报告中央，经由外交途径向国际联盟申诉。现在将驻辽宁的部队，向辽河以西转移。”荣臻向他们介绍了将东北军撤回关内的打算。王铁汉听了以后，很是惊异，当即未加思索地说：“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靠自己的奋斗，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与其往后退以待变，不如向前进以求变。”荣臻冷笑着问他说：“你有何高见？”王铁汉回答：“按目前情况，万福麟主席应该赶快从北平回齐齐哈尔，稳定黑龙江局面。张作相主席即日赴哈尔滨，指挥在吉林的部队，收复长春、永吉，并把辽宁的部队集结起来，若觉得兵力不足，应将在关内的部队调回一部，派人统一指挥，收复沈阳，局势仍然可以转圜。”王铁汉说到此处，荣臻苦笑着问：“这样大的事情，能像你说的这样容易吗？”王铁汉坚定地说：“我个人认为应当这样做，如果有困难，您可以转向北平建议和请示。”荣臻犹豫一下说：“再说吧。”王铁汉感觉人微言轻，再说无益，即先行告辞。在见荣臻的当日夜晚，620团即由锦州向北平撤退。在赴北平的火车中，王铁汉心情郁闷：日军侵犯我国土，占领我城市，作为军人却不能和敌人一拼，反而向后撤退，真是军人的耻辱。

　　李顿调查团

　　李顿颔首未语，并转问其他团员有无问题，仅意大利籍团员马克迪说：“这是正当行动。”

　　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奉令，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

　　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国联大会于12月10日决议组成以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为首的五人国联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的情况。调查团于1932年2月3日从欧洲出发，29日到日本东京，3月14日抵中国上海，直到4月21日才抵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既成事实。在东北，李顿调查团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溥仪及其官员会晤，查看了“九一八”事变现场。日本为了使调查团难以了解真相，关东军将调查团要看的所有地方都粉刷一新，做得极周详。当时，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对国联调查团还是抱有幻想的，东三省的爱国将领、社会贤达，24个东北民众团体和学术团体，战斗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学生、市民等，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李顿调查团在东北经过一个半月的访问调查，于6月5日到达北平。

　　6月10日上午10时，王以哲同第7旅三个团长，到达北京饭店，接受李顿调查团询问。据台湾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口述史丛书《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记载，李顿开口就说：“本调查团曾到沈阳北大营现场调查过。”接着即询问王以哲“九一八”事变日军攻击北大营的全部经过。李顿随后又拿起一张日军给他的北大营地图，询问王铁汉：“你看这张地图是否正确？”王铁汉回答：“正确。”李顿指着地图的一处营房问：“你的部队，是否驻在这所营房？”王铁汉回答：“是的。”李顿又问：“日军在这所营房的南面、西面，被你的部队击死击伤共一百二十余名，你是否知道？”王铁汉回答说：“知道，但是据我的正确估计，日军死伤不会超过五十名。”李顿问：“依你的观察，日军伤亡以少报多，其用意何在？”王铁汉回答：“我认为这是和日军当时自己炸毁这一段南满铁路，借口‘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突向北大营攻击，同一用意。”李顿问：“你们攻击日军的理由是什么？”王铁汉回答：“我们并没有进到日军所在地的兵营向之攻击，而是日军侵犯吾国土，攻击吾兵营，我军被迫还击，是‘自卫’的必要手段。”李顿颔首未语，并转问其他团员有无问题，仅意大利籍团员马克迪说：“这是正当行动。”作证即在12时结束。

　　1932年9月4日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书。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调查团报告书章节，报告书共分10章，文长272页，约14.4万字。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于3月28日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国联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南京政府依赖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幻想成为泡影。

　　“九一八”事变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祖国大片河山沦丧和国民党政府的屈辱退让，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30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并迅速形成高潮。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军民，冲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及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束缚，在白山黑水之间点燃了抗击日寇侵略的熊熊烽火。

　　（作者为台儿庄战役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