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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唐弢离开家乡宁波到上海华童公学求读。后因家贫辍学，考入上海邮局当邮务佐（拣信生）。1929年底到四川路桥堍上海邮政管理局报到，先在投递组开箱台工作，不久调到洋文翻译台。

工余，他常去东方图书馆、量才图书馆等处自学，广泛阅读古今中外书籍。在邮务工会图书馆，他经常听老邮工讲述上海邮工在三次武装起义中的故事，在市商会图书馆，他多次与“左联”成员林淡秋联系，开始了他和上海邮政职工运动的渊源……

与地下党人的交往

唐弢与中共地下党员接触是1930年左右开始的。

在投递组工作时，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使唐弢与同事陆象贤成为至交。陆象贤是上海嘉定人，参加过上海护邮斗争，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秘密出版机构上海北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邮政工会主席、中国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唐弢曾介绍陆象贤到孔另境（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校长的华光戏剧学校任教，推荐其文发表在《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并代办《文汇报》特派记者证，为其赴台湾开展工人运动提供方便。陆象贤将北社出版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三国际纲领》《论中国革命问题》等书籍送给唐弢。

陆象贤在《唐弢和工人运动》一文中提及：“洋文拣信台的钱一鸣进邮局比唐弢早几年，他认识的人多，把大革命时期担任工会副委员长的蔡炳南（这时已被调到郊区周家桥支局）和参加过五卅运动、1929年因参加营救为纪念五卅惨案四周年示威而被捕同志的抗争、被邮局开除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孟先介绍给唐弢做朋友。”

1922年入党的蔡炳南是上海邮电职工中的第一位中共党员，与沈孟先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邮务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邮局地下党负责人沈孟先请人做义勇军作战报告，听众是近30位店员、学徒，唐弢欣然参加，并在会后首次听到《国际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20世纪30年代，上海不少工厂、学校、大商店均有读书会，成为青年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组织形式，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普遍运用读书会来团结发动群众。

1932年底，唐弢在沈孟先的影响下，发起成立了一个读书会，每期有店员、学徒和邮局工人六七人，读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鲁迅的《呐喊》《彷徨》和《朝花夕拾》、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和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等书。

唐弢自此开始接触进步文艺，在鲁迅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他的第一篇散文《故乡的雨》发表于《申报·自由谈》，次年与鲁迅相识并交往。他曾受读书会成员的委托给鲁迅写信，请求介绍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日语学习书。鲁迅几次复函详加指点，指导他在邮务工会开办日语学习班，并赠给《准风月谈》《伪自由书》及内山书店日文书籍目录等。在鲁迅和陈望道的帮助下，唐弢的第一本杂文集《推背集》于1936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拿到书后他即寄赠鲁迅并致谢。同年还应艾思奇之约，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刊物《新认识》撰文。

抗战时期投身邮工运动

七七事变后，唐弢杂文的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写下了《和敌人一起倒下》《中国在斗争着》《粉碎敌人的计划》等战斗檄文，并加入了中国文艺界救亡协会。在邮局中工作的中共党员的影响下，唐弢充分发挥其文学特长，热心为工人运动服务。

1937年10月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邮务组成立，为了推动邮工救亡运动的开展，创办了一份《邮工墙报》。唐弢应邮政组的沈以行（中共地下党员）之邀，在创刊号献诗中写道：“有如嘹亮的雁声，划破长空，带给人们清新的感觉！”以绿色群雁作为报头的《邮工墙报》共出13期，每期都轰动全局，嘹亮的雁声表达了3000名邮工当年一吐夙愿的心情，收到良好效果。

1938年，唐弢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护邮斗争。为发动邮政职工开展护邮斗争，地下党在投递组成立了一个群众性的外围组织——互助组。唐弢为互助社刊物《驿火》题写刊头，并用笔名“马前卒”发表了鼓动群众斗志的诗篇：

驿站上的火把亮起来了，

在激荡的风雨的中宵，

虽然比不上星月的皎大，银河的长，

但你是从黑暗到黎明的桥梁！

你温暖了旅人们的寂寞的魂灵，

千万颗心向着一个光明，

在前进的行程中你帮着越过险阻，

指出了什么是泥潭，什么是路！

你照澈：荒淫、逸乐、苟安、无耻与悲欢；

你照澈：坚决的斗争，不妥协的搏战，在这里刻划着你的唾弃与颂扬，起来！

你号召躲在幽陬里的力量！

严肃的生活下容不了优游，

群众的力量汇成一条洪流，

在激荡的风雨的中宵，

驿站上的火把亮起来了！

这首诗激励了广大邮工，邮局职工团结一致、斗志昂扬，使日伪指派接管的人员不得不暂时收敛。这次护邮斗争取得了胜利。

同时唐弢还应聘到中共地下党员巴人（王任叔，1926年入党）主持的社会科学讲习所和孔另境任校长的华光戏剧学校讲授文学课程。当年他付出心血最多的工作是尽义务校对《鲁迅全集》。1938年夏，鲁迅逝世一年零10个月后，《鲁迅全集》（20册，600万字）便在上海“孤岛”奇迹般地全部出齐。这不仅为中华民族保留了一部最优秀的文献典籍，更为抗战中的人民及时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武器。在复社出版《鲁迅全集》的过程中，唐弢主动请缨，和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1922年入党）、王任叔等几乎天天见面，夜以继日，为按期付印尽心尽力。

上海成为孤岛以后，唐弢在邮局里利用工作之便，与地下党同志商量决定，把信函直接交与担任封发的工友手里，在封袋时直接装入，以避开日本宪兵的检查。他曾将郑振铎编写的《玄觉堂丛书》、楼适夷编的《文艺阵地》和李健吾、傅雷、陆蠡、徐调孚、黄佐临、石华父等著名爱国人士的信函和稿件安全寄往内地。日寇投降后，他冒着风险，租用专门信箱、利用“存局候领”业务，千方百计躲过国民党中统、军统分子的检查，安全地收到一些重要信函和进步读物。其中有陕北出版的《解放》《中国文化》《中国妇女》，单行本《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苏北出版的《江淮文化》，香港出版的《群众》《北方文丛》等，以满足上海人民对革命根据地和大后方出版的进步书刊的需要。

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抗战胜利后，唐弢积极参加上海邮局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争取和平民主的群众运动。其作品多揭露当局的反动与黑暗，同时也深寓对于光明未来的向往与渴望。

1945年9月8日，由唐弢、柯灵、刘哲民、钱家圭4人合办的综合性刊物《周报》问世。该刊反映民声、顺应民意，在黑雾重重下奋力为民呐喊，是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最早出版的民主刊物。

1945年12月，唐弢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6月，他在狄思威路719号（今溧阳路1269号）郭沫若府上首次见到周恩来，后来他常到思南路周公馆听报告，深为周恩来那清晰敏捷的思路、严谨的逻辑和惊人的记忆力所折服；他曾去周公馆参加庆祝朱德60寿辰活动，创作《寿朱德将军》诗：“将军六十请长缨，白马红旗万里营。相慰苍生惟一语，只争民主不争城。”

1948年底，上海阴云密布，唐弢被告知已经位列邮局第二批黑名单的榜首，他晚上不能回家，只能四处流浪。邮局里同唐弢交往最多的一位地下党员陆象贤在去解放区前，当面告知党组织必要时会通知并带他离开上海，同时文艺界党组织负责人冯雪峰也与他取得联系。在冯雪峰的领导下，他制作旗帜、写标语，参与劝降驻邮局大楼的国民党青年军，与人民群众一起满怀欢欣迎接解放军入城。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唐弢任上海邮政工会常务委员兼文教科长，主持工会宣传工作，直到调离邮局为止。

1956年初，唐弢在上海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

（作者系宁波市江北区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原主任、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特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