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党的百年华诞的临近，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纪念馆推出的“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以超过一千件展品，向观众讲述党的诞生历程。我们选择了几件展品，讲述背后的故事。

1 《星期评论》用孟子的话评价马克思

1920年公历新年，上海的《星期评论》推出了“新年号”，头版的“新年词”是一首新诗《红色的新年》。这首诗设想在1919年的最后一天，一个手中拿锤的人和一个手中拿锄的人在一间破屋子中聊天。拿锤的人说：“世间的表面，是谁造成的！你瞧！世间人住的，着的，用的，哪一件不是锤儿下面的工程！”拿锄的人说：“世间的生命，是谁养活的！你瞧！世间人吃的，喝的，抽的，哪一件不是锄儿下面的结果！”可是拿锤的人和拿锄的人却享受不到自己生产的果实。新年就要到了，远处传来报更的鼓声，像是号召工农为自己争取利益、改变世间不公不义的号角。

这期“新年号”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这期“新年号”用了四个整版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刊登由日文转译成中文的威廉·李卜克内西著《马克思传》，这是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生平最详细的传记，与这篇万余字的译文相配的是一篇读后感性质的《马克思逸话一节》，由此我们看到时人推崇马克思，不仅因为其学说的科学性，也由于其伟大的人格。

作者在《马克思逸话一节》中如此说：“我以为我们从马克思可以学得的，决不仅是他那精密的‘价值说’，透彻的‘剩余价值说’，也不仅是能够学得他那独创的‘唯物史观’和惊世骇俗的‘阶级斗争说’。我们最应该学、最容易学，而又最难得学到的，就是他那‘由献身的精神显出的伟大人格’。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这三句儒家的人格观，借来评马克思，马克思真可以当之无愧的。”

创办于1919年6月的《星期评论》是当时一家积极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在其存世的一年时间中，刊发了一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星期评论》有一位“大哥”，即1918年12月在北京创刊的《每周评论》，这是中国第一份以“评论”命名的刊物。《每周评论》由李大钊、陈独秀创办，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程中，《每周评论》是一个重要的阵地，1919年轰动社会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主要发生在《每周评论》。这场论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李大钊在论争中，用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这次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许多进步学生站在了李大钊这一边。

与《每周评论》相比，《星期评论》的光芒不遑多让，实际上当时这两份报刊被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此外，《星期评论》社成员还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有关系。1920年2月，陈独秀由北京来到上海后，与《星期评论》社的成员交往频密。除了自己的寓所外，陈独秀常出入《星期评论》编辑部所在的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他曾在这里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讨建党事宜。这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参加这一组织的成员如李汉俊、俞秀松等人，也是《星期评论》社的成员。

2 翻译家让万千中国人有机会读到马克思作品

如果没有近代大众传媒，我们很难想象马克思主义将会如何传播。近代大众传媒的兴起，让受众能够在短时间内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什么，也能够了解到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位叫马克思的思想家揭开了资本主义的秘密，呼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近代大众传媒真切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这在俞秀松的经历中体现得很明显。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他曾是一位醉心于工读互助主义的青年人。五四时期，在北京、上海等地出现过“工读互助团”，本着互助精神，一边读书一边劳动，工读互助主义曾吸引了许多人，但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证明这项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这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虽然美妙却无从落地。

俞秀松受《星期评论》的影响，抛弃了工读互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展厅中一封俞秀松1920年4月写给父亲好友骆致襄的信表明了这一转变，俞秀松在信中说要进工厂，要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写完这封信后，他到上海厚生铁厂做工，1920年5月1日，上海工人第一次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厚生铁厂五百多位工人参加，俞秀松从中做了不少工作。正当俞秀松在工厂中做工时，他的老师则在浙江义乌老家埋头译书。

俞秀松在浙江一师求学时，陈望道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他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工作。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应《星期评论》之邀，当时一些报纸杂志曾摘译过《共产党宣言》，但始终没有一个全译本，《星期评论》不满于此，经邵力子的推荐，邀请陈望道翻译全文。《星期评论》原打算连载译文，之后再出单行本，但由于《星期评论》遭查抄，所以直接出版了单行本。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在上海出版第一版，9月出版第二版，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两版《共产党宣言》，当之无愧是中共一大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包括这两个版本在内的72种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在展厅中形成了一道景观，《共产党宣言》译本之多，反映了其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72种版本中，有一种由成仿吾、徐冰翻译。成仿吾，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他是与郭沫若、郁达夫共同创办“创造社”的诗人；在中国翻译史上，他是一位精益求精、成果丰富的翻译家，他与徐冰于1938年合作译成的《共产党宣言》是我国首次根据德文原文全文译出的版本。

对于参加过长征的共产党员成仿吾而言，翻译也是一场长征，只是永远没有终点。成仿吾一生五译《共产党宣言》。1929年，应蔡和森的邀请，32岁的成仿吾在旅欧期间第一次译出《共产党宣言》，可惜译稿不知去向。1938年他与徐冰的合作是其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1945年，成仿吾第三次翻译《共产党宣言》，译稿再次下落不明。新中国成立后，成仿吾分别于1952年第四次、1975年第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

1976年5月的一天，朱德读完成仿吾新译成的《共产党宣言》后，执意要到成仿吾家看看这位78岁的译者，这时朱德已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了。朱德详细了解成仿吾的工作状况，并对成仿吾说：“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为了弄通，要有好译本。这个新译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

在伟大的著作面前，读者总是容易忽视翻译家，他们的名字隐藏在伟大的作者背后，但没有翻译家孜孜以求的忘我工作，伟大的著作也只能如天书一样可望而不可即。翻译家，是一道桥梁，这道桥梁让万千思考中国出路的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3 外国语学社成了他们的人生交集

1920年9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的头版，广告和新闻夹杂在一起，一条广告说《新青年》前七卷将按优惠特价出售，仅限两月，一条广告是外国语学社的招生广告，该学社拟开设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本语等班，现在已成立了英语、俄语、日本语三班，语法由中国人教，会话由外国人教，名额有限，请有意愿者速来报名，报名地点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

这是一则看上去十分普通的招生广告，但报名地址却透露了这家外语培训机构的非同寻常。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1920年8月正式成立后，于同月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地点就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后来这里又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当时，上海的党团组织的活动已被租界当局盯上，于是以外国语学社为掩护，从事一些革命活动。

外国语学社的教学重点是俄语，除了语言学习外，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外国语学社将选派优秀学生，赴俄学习。更准确地说，外国语学社是上海的早期共产党组织创办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

外国语学社的学生中有不少湖南人。1920年10月，22岁的刘少奇从湖南来到了上海。刘少奇曾尝试赴法勤工俭学，但以失败告终，后来他从报纸上得知了赴俄勤工俭学的消息，多方联系，经人推荐，进入上海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刘少奇正是在这里读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外国语学社的师资力量中，我们能发现一些熟悉的名字，如陈望道、沈雁冰，沈雁冰更为人熟知的是其后来用的笔名茅盾，他捐出自己的部分稿费为外国语学社购入了一批图书。

经过半年的学习，1921年春末，刘少奇踏上了赴俄的旅途。由于俄国革命后铁路遭到破坏，刘少奇足足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抵达莫斯科，这时已是夏季。1921年8月3日，刘少奇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求学期间，刘少奇由一名团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春天，刘少奇回国。

与刘少奇一同在外国语学社学习并踏上赴俄之旅的，有任弼时，后来成为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五大书记”之一；有萧劲光，后来成为开国大将，为人民海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还有罗亦农，他回国后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1928年4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龙华就义。

外国语学社存续的时间并不长，但成绩却相当突出。当我们追溯革命前辈的人生轨迹时，我们不仅能发现像外国语学社这样的交集，也能看到一张报纸提供的信息、一本书蕴藏的智慧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那时，中国的书报都还在使用铅字排印。这些铅字经历了火的淬炼，也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业已燎原。

（易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