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学籍卡彩色扫描件。 　　新华社发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本报记者 张光政摄

100多年前，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一批批热血青年远渡重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踏足西欧、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学习新思想、新知识、新理念，其中许多优秀代表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今天，革命先辈们上下求索、一心报国的赤子情怀，依旧激励着步入新时代的中华儿女

日本——

早稻田大学里的思想转变

本报记者？刘军国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历史纪念馆内，一段激动人心的文字在名人名言墙上格外醒目。它摘自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于1916年春写的文章——《青春》。

近代以来，中国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东渡日本，找寻救国救民之路。成立于1882年的早稻田大学吸引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在该校历史纪念馆，记者看到“李大钊”出现在杰出校友名单中。李大钊1913年冬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赴日留学，住进了早稻田大学附近的基督教青年会，在那里学习日语和英语。

1914年9月，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学习。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安藤彦太郎在《架向未来之桥——早稻田大学与中国》一书中，不仅展示了李大钊的成绩单，还详细整理了李大钊上学时履修的11门科目及对应的执教老师，“成绩是相当不错的”。

“李大钊留学期间，除了在课堂上认真学习之外，在课外还积极向其他教授请教，结识日本有识之士，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早稻田大学国际部东亚部部长江正殷告诉记者。在早稻田大学任职的安部矶雄是最早把社会主义思想引入日本的先驱，虽然李大钊并未直接选修他的课程，但在思想方面受其影响较大。安藤彦太郎在书中表示，安部矶雄的思想触发了李大钊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时任日本首相正是早稻田大学的创始者大隈重信。李大钊与一些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立即奋起反对。在反抗斗争中，李大钊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文章被油印成册，在留学生中广为散发，引起轰动。在文中，李大钊写道：“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

当年12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复辟。为了参加反对袁世凯的运动，李大钊于1916年1月短期回国。1916年2月，他返回日本，却被早稻田大学除名，其学籍卡上的退学事由一栏盖上了“长期欠席除名”的印章。不久，李大钊回到中国。日本爱知县立大学教授、李大钊研究专家川尻文彦研究认为：“在日期间，李大钊对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具有浓厚的兴趣，研读各种文献。在留学期间的知识积累，为他在回国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帮助。”

目前正在早稻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毕天维，与该校中国留学生一起调研李大钊当年在日本留学的相关资料。“这次调研令我深受感动。作为一名早稻田大学留学生，我们有义务向人们介绍这段历史。”毕天维表示。中国留学生张雨生曾在李大钊所在的专业学习，他对记者说：“李大钊等革命先驱是我们留学生的榜样。如今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了我们手中，我们要不忘初心、扬帆起航、学有所成。”

日本华人教授会议代表、山梨学院大学教授熊达云1993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科攻读博士。他激动地对记者说：“当时，我的老师寄语我，我们专业历史上有众多中国留学生在此求学，名人辈出，最著名的当属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等，汝当奋勉求学，不负先人。李大钊等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敬仰和学习！”

德国——

柏林湖边的革命印记

本报记者？李？强

1922年至1923年，赴欧洲勤工俭学的周恩来曾在德国柏林居住过一段时间。其间，他联络勤工俭学学生和进步华工，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在柏林一座公园的游船上，他留下了青年时期最著名的照片之一，记录下时代的深刻印记。

在坐船游湖的几张照片中，年轻的周恩来英气勃发，同行的旅伴还有他的入党介绍人刘清扬、张申府等人，他们都是赴欧勤工俭学的同窗，同周恩来一起从巴黎搬到柏林。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名誉院长、汉学家余德美，多年来深入研究中共早期革命者在德的历史，并通过照片为人们勾勒出周恩来在柏林的生活片段。经她考证，周恩来的游船照片拍摄在柏林蒂尔加滕公园的新湖。公园有一片巨大的森林，郁郁葱葱，游人如织，湖边有一家名为“新湖边上咖啡馆”的餐厅，自1896年营业至今，一直提供游船租赁服务。据记载，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在会见德国客人时回忆起自己的柏林岁月，那时他经常在森林里或湖上谈论当时的革命形势。

据考证，周恩来在柏林期间曾居住在柏林维尔默斯多夫皇家林荫路45A，即今天的联邦林荫路45A。1922年3月12日，刚抵达柏林不久的周恩来，给他在英国伦敦的南开学校同学常策欧发去一张明信片，上面标注了通信地址。旅欧期间，周恩来与常策欧通信多达上百封。

皇家林荫路住所几公里外的康德大街118号，是当时中国大学生协会的活动中心，设有图书馆、乒乓球桌和办公室等。余德美说，当时中国大学生协会大约有280名会员，周恩来等中共早期革命者和左派学生经常在这里活动，一些来往柏林的同志也常在这里暂住。除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周恩来还频繁来往于柏林和巴黎之间，酝酿筹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周恩来从柏林赶来参加会议，就组织章程草案作了报告。将近一年后，旅欧少年共产党已有成员72人，领导旅法、旅德和旅比支部。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周恩来的建议，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为了便于从事党团工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于1923年初从柏林返回巴黎。

余德美说，周恩来等赴欧勤工俭学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许多都参与了五四运动，他们努力了解欧洲，试图在“中西结合”的基础上为中国找出一条新路。在欧洲期间，周恩来坚定了他的理想信念。1922年3月，周恩来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比利时——

劳动大学里的初心使命

本报记者？任？彦

沙勒罗瓦市距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约一小时车程。上世纪20年代，聂荣臻、刘伯坚、何长工等革命先辈曾在位于该市的劳动大学勤工俭学。历经百年风雨，学校建筑外墙已有些斑驳，但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红色印记历久弥新。

“这是劳动大学的主教学楼，也是聂荣臻当年上课的地方。”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维利·普塞尔指着一幢红砖大楼对记者说。拾阶而上进入一层大厅，一座冶金工人的雕像赫然入目。据介绍，沙勒罗瓦曾是比利时工业重镇，始创于1903年的劳动大学在欧洲地区享有广泛声誉。聂荣臻当时在该校化学工程系就读。

100多年前，为探寻救国道路，约2000名中国学生不远万里来到法国“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其中一部分人从法国转到比利时学习，在劳动大学就读。1928年出版的《中法教育界》第12期刊发一篇题为《中比教育运动导言》的文章写道：“中比教育运动，实为中法教育运动一分派支流……比国晓露槐（即沙勒罗瓦在当时的音译）有工业大学（即劳动大学），于工艺之理论与实习，两者并重，班次林立，设备极优，最宜于勤工俭学生之练习，亦宜于高深工学之深造。故一时中国留比学生，大都负笈于此。”

普塞尔在劳动大学图书馆工作了30多年，对当年中国留学生的史料进行了梳理和考证，对其杰出代表聂荣臻研究颇多。“聂荣臻于1921年来到劳动大学，在这里学习生活了两年。”普塞尔说，聂荣臻曾住在离学校两三公里外的一个普通居民家里。在参观聂荣臻等中国留学生当年上课、做实验、实习、就餐的场所后，记者随普塞尔来到图书馆的一间纪念室，陈列在此的一些历史照片记录着聂荣臻等中国留学生在劳动大学的学习生活。

1922年6月3日，聂荣臻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其忧国忧民、矢志革命的情怀力透纸背，令人感佩。

在比留学期间，聂荣臻经历了人生中重要转变，开始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道路。他从图书馆借阅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等著作，还经常阅读从国内传到欧洲的共产主义刊物。他逐渐认识到“实业救国”是不现实的，要想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1922年8月，聂荣臻加入中国留欧学生在法国成立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前不久，欧洲华侨华人青年联合总会组织欧洲20多个华侨华人青年协会，寻访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革命先辈旅欧勤工俭学的足迹，重温初心使命，感悟思想伟力，传承红色基因。“在倾听历史回声的时候，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欧洲华侨华人青年联合总会创会会长傅旭海向记者分享心得时感慨万千，“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努力，中国才有了今天的发展成就和国际地位。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谋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俄罗斯——

沃尔洪卡街上的热血青春

本报记者？张光政

沃尔洪卡街位于俄罗斯莫斯科中央行政区，毗邻红场。1925年10月，为纪念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苏联出资在此设立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

据档案记载和多方考证，这条街上的16号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所在地，使用的是莫斯科省立第一男子中学的校舍。校园里有一栋4层黄墙白窗的别墅和花园，还建有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等运动设施。莫斯科中山大学建校之初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因而成为国共两党的教学培训中心。许多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活动家，比如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初，受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派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小平等一行十几人来到苏联，入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不久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了保密，邓小平以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为俄文名，在此学习俄语、马克思主义史学、东西方革命运动史、军事事务等学科，学期设置为2年，每周上6天课，每天8个小时。邓小平在入学履历中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必使自己对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与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革命活动不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基础性理论的学习中。当时学校有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著作的中文译本，邓小平时常在图书馆学习研究。在莫斯科留学一年后，邓小平被党组织派回国内从事革命工作。

1927年，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国民党各级组织停止向莫斯科派遣留学生。次年，苏联政府将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合并，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直到1930年停办。

总部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不同时期建立了一系列专门学校，主要包括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列宁学校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年轻的中国革命者来到苏联学习马列主义和科学文化知识，参加劳动实践，接受军事技术培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琳娜·索特尼科娃对留苏中国人员有专门的研究，据她介绍，共产国际档案馆存放有约3500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档案，其中有大约2500人曾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等学校学习。

对于不少中国早期革命者而言，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他们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启了新的探索方向。在苏联的学习经历，让他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坚定了对党的信念，也在中俄友好交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