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浴血太行，解放战争千里跃进，席卷大西南直入西藏，反身赴朝冒着空袭架桥……日前，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专访原南京军区工程兵直属工兵工区副参谋长董兴旺，听他讲述参加武工队与日军周旋，目睹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牺牲，开辟大别山根据地等一件件惊险壮烈的往事。

　　左权牺牲时他一同负伤

　　今年已98岁高龄的董兴旺是山西武乡人，如今虽然记忆力衰退，但少年时打鬼子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

　　鬼子打到武乡后，年幼的董兴旺就参加了儿童团，为八路军站岗放哨、打探情报。孩子虽没法上战场，却有不需要“良民证”的优势。“那时人小，日本鬼子看到我也不在意。我这个年龄段没有证件也可以来回跑。我家里很穷，也能吃苦，所以选中我到敌占区搜集情报、传递情报。”那时董兴旺穷得鞋都没有，只能光着脚到处跑，虽用破布把脚包起来，也经常磨破脚。“敌人下来‘扫荡’，如果人少，我马上告诉部队敌人带着什么武器、到哪里去，部队马上派人伏击。”

　　1938年5月，董兴旺加入八路军129师386旅青年队，年仅13岁就转战晋东南，参加了百团大战等多次战役。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正在警卫团的董兴旺，参加了保卫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的清漳河战役。正是在这次惨烈战斗中，他目睹了率领警卫团殿后掩护的左权壮烈牺牲的经过。

　　“他牺牲时我就和他在一起。”董兴旺回忆，当时左权在十字岭上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他赶紧把左权拉下来以免暴露目标，但左权对越来越严峻的敌情十分焦急，不顾劝阻又到高处指挥战斗，不幸被敌炮击牺牲。“炮弹打中了他头部，我也负了伤。”说着董老掀起衣服，炮弹碎片在他腰部划出的伤口至今清晰可见。

　　负伤后董兴旺继续坚持战斗，因此荣立二等功一次，这次英勇表现也让他被批准提前半年入党。“我那会一心一意跟着党，勇敢杀敌、不怕牺牲，虽然年龄不到，但表现好，不到18岁就入了党。”董老至今仍记得入党时的宣誓，“入党后就要为党、为人民服务，必须遵守纪律，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宁可牺牲不暴露党的秘密，不做到这些要求就不成为一个党员。”

　　扎根群众，在敌后如鱼得水

　　导致左权牺牲的这次战斗中，部分日军曾化装成八路军出其不意偷袭我军。董兴旺也曾因这种化装突袭而遇险。一次部队在村中宿营，化装的日军深夜包围我军，部队被迫分散突围。董兴旺在突围中与大部队失散，看日军紧追不放，他灵机一动藏到死尸下，鬼子追上来扎了扎尸体堆，没发现动静就走了。至今，董老小腿上还有刺刀留下的伤痕。

　　敌人会化装突袭，群众基础深厚的我军更擅长。1943年，八路军组建穿便衣的武工队，董兴旺就加入其中一支武工队深入敌后。一次侦察到屯留一伙敌人行踪，董兴旺等人化装奇袭，一举将其全歼；另一次侦察得知沁县一名日军的火车站长将带队出来袭扰，武工队组织伏击活捉了这名站长。

　　董老还生动描述了他和战友活捉鬼子的经过：“一个鬼子哨兵拿着枪站在山顶，他戴着帽子披着帘布。我们从两侧爬上去，一下把他按倒，用大衣把他头部一包，拖着两只脚拉着就往山下跑。到山下掀开一看，捂死了。”没能生擒这名鬼子，董老十分遗憾。

　　神出鬼没的零敲碎打让敌人日夜不得安生，“能够吃掉就吃掉它，不能吃掉就放过去，在敌占区你来我去拉锯，搞得敌人人心惶惶，出来也不是那么大胆了。”

　　我军在敌后如鱼得水，是因为深深扎根群众。“一手拿锹、一手拿枪，到一个地方就搞生产。这样你有困难老百姓就帮你，到处都有人送情报。没有这个基础，很难打胜仗。”鬼子投降那一天，董兴旺正帮群众干活，“那时我正在搞生产，有人说‘你不要搞了，下山开大会，鬼子投降了’，我说你瞎讲什么，后来一听是真的，生产工具一丢，高兴地拿着枪下山开会。”

　　日本投降后和平并未到来，国民党发动内战后，董兴旺随刘邓大军参与了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一段极为艰苦的进军，“成天走路，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进了大别山才宣布，插入敌人后方战斗。”董老说，“当时我军脱离根据地，到外线敌人统治地区战斗，处境十分艰难，武器装备只能从敌人手中缴获，连吃穿都成问题，衣服上长满虱子，就‘架个火，火上一抖’。”

　　即使如此，刘邓大军依然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格执行群众纪律。那时犯了纪律真处分，严重的就被枪毙了，所以才能在大别山坚持下来。”董兴旺跟着刘邓首长做警卫，一次在安徽金寨天台山，饿了几天的警卫连战士从一个老乡家地窖里找到一些粮食，便留下纸条和银元准备做饭吃，刚好被路过的邓小平看到了。他立即制止说，老乡不在家也不能随便动他们的东西，越是条件艰苦，越要严格执行纪律。

　　“群众没见过这样的部队，对老百姓这样好，所以我们在大别山建立了根据地、扩大了武装、赢得了胜利，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很多同志牺牲了。”提到牺牲的战友，董兴旺一时哽咽，“有的负伤牺牲，有的就是饿死的，那些日子想起来心里难受。在一起生死战斗了多少年，说牺牲就牺牲，一天福也没享到。”

　　南征北战，跨过鸭绿江

　　刘邓大军深入敌人统治腹地虽代价不小，但为解放战争局势的转折作出了卓越贡献。从大别山上下来，董兴旺随中野参加淮海战役，后又参加渡江战役，从安庆打过长江直入南京，继而席卷大西南，解放了重庆。

　　开国大典后不久，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兴建成渝铁路。这条从清末就筹划过的铁路，川渝人民盼望很久，但从晚清到民国，“筹建”近半个世纪也没建成。解放后军民齐心，很快就修通了铁路。参与成渝铁路修建的董兴旺说，“我们部队又能打仗、又能修路、又能生产。”

　　1950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董兴旺加入进藏部队支前司令部，沿川藏线渡过大渡河、金沙江入藏，解放昌都，进抵我国西南边陲日喀则。这时，山西人董兴旺已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大家跟着党走，打到西南边疆，战士们戏言说还能出国吗？结果真出国了，到朝鲜去。”

　　1951年，董兴旺所在部队奉命到成都整编，组成两个工兵团赴朝参战。虽然工兵负责修路架桥，但“联合国军”占据绝对空中优势，危险一点不低。“其他都好办，就是飞机到处扔炸弹，还扔定时炸弹，满地‘蝴蝶雷’，碰到就炸。”

　　董老所说的“蝴蝶雷”，是一种由飞机大面积布撒的微型反步兵杀伤地雷，因其外形而得名。这种地雷杀伤力不大，但布撒数量大、扫除困难。“当时用手榴弹去诱爆，用绳子拴上木棍去碰，各种方法都用尽了。后来有人懂得拿手电筒照炸弹的底火，如果发亮说明没有进入战斗状态，把引信卸掉炸弹就销毁了；不亮就说明进入战斗状态，大家就躲开，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

　　工兵部队奇思妙想多，打造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董老回忆，部队在清川江上架桥时，不架水上桥，而是找水浅的地方用石子垫高修成水下桥，汽车蹚水而过。“当时一是没有材料，二是架起来也会被敌人炸掉。”在大同江上办法更妙，就利用被敌人炸掉的大桥桥墩架上水槽通上水，从空中看桥和水面融为一体，其实照样可以通行。

　　百战余生，董老总结说：“武器装备是一方面，但不起决定性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我们人民军队政治觉悟高，上下纪律严，得到人民的拥护，和人民心连心，这才获得了一次次胜利。”（记者 陈月飞）